为什么欧洲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统一过,而中国自古以来就在政治上大一统过?

为什么欧洲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统一过,而中国自古以来就在政治上大一统过?

最根本的原因：
　　中华文明以“人性本善”为哲学基础,以“弘扬共同之善”为社会宗旨,长于“求同”.能够更大程度上克服时间、空间的障碍,凝聚数量更多的经济个体.所以能够在农业经济时代建立大一统国家.
　　欧洲文明以人的自我性为出发点,以“人性本恶”为哲学基础,以“防止他人之恶”为社会基础共识.为经济个体追求“质量”、提升效率留下了充分的空间.但难以组成大一统国家.
　　具体阐述如下：
　　翻开中国历史.黄帝炎帝时代开始,历经三皇五帝和夏代,一直没有太多考古学上的发现去直接印证,历史多为口头流传.到了商代,由于甲骨文和商代都城遗址的发现,历史才变得清晰起来.从商末的情况来看,商代的核心区域并不是很大,依靠实力慑服周边其他众多小国（部落）.四周的部落国家都保持较大的独立性.武王伐纣前,“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如此多的小国存在,反映了当时国家的维系十分松散.到了周代,实施了封建分封制.周代的天子将土地分给诸侯,并且根据土地的大小给这些诸侯分级.王室的家属、各部落国家的首长成了诸侯,在封地上建起自己祖宗的宗庙,代代相传.这样,以世袭贵族掌握地方政府的格局就形成了.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国家中枢还不具备独自控制全国的能力,于是只能把地方的实际控制权交给世袭贵族.由于采用了分封的方式,相对与商,周国家内部维系明显加强了.这套制度和欧洲的封建分封制度在很多方面有类似的地方.所不同的是,周的制度在中国只维持了几百年,便让位于崭新的大一统国家,而欧洲的封建制度就止步与此,欧洲统一的梦想迄今还在进行,未曾实现过.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周朝创造新国家同时,也建立了新制度去维系庞大的国家.只是这个维系虽然有进步但显然是脆弱的.国家建立之初的威势,在新一代诸侯的头脑里已经逐渐消逝.诸侯间的亲缘关系,随着时间越来越淡漠.周天子对诸侯名义上的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弱.强大的诸侯不断扩张势力,吞并弱小诸侯,周朝的天子已经无力禁止.周建立400年后,这种维系最终名存实亡,伴随着游牧民族的一次入侵,西周灭亡.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春秋时代来临.同时的东周已经沦为配角,退到了历史舞台的角落.
　　春秋注定是思想大活跃的时代.这不是因为春秋时代的人们特别喜欢脑力激荡,而是因为各种思想有充足的动力和机会去“社会实践”——各个诸侯国必须挖空心思去争取生存、发展.于是百家争鸣出现了,一举奠定诸多中国思想流派的根基.这些思想加上同时形成的鲜活“案例”,共同成为了后世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
　　在残酷的生存竞争洗礼之后,秦、韩、魏、赵、楚、燕、齐七个国家生存下来,中国进入战国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这七个国家各自所占有的国土面积,放在今日之世界,都不失为一个大国,与当今欧洲的主要国家等量齐观.在当时的情况下,直接控制如此大面积的国土是不得了的事情.如果这种局面维持一段时间,恐怕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就会多几分相似了：同一文明体系下,几个大国并立争雄,文字类似,文化类似.看看现在的欧洲格局,就可以想象.
　　假设毕竟是假设.接下来的历史不可思议地展开,一位帝王率领七国之一的秦国,居然一举吞并了其他六个国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位帝王开创了历史,为了表彰自己的功绩,他把自己叫做秦始皇——真是个贴切的名字!
　　秦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国家,依靠法律来贯彻统治意志.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赏罚分明,鼓励耕战.法家思想和西方“限制他人之恶”的社会观有共通之处,充分地挖掘了人们追求物欲趋利避害的强烈本能——也就是“自我性”,从而有效地将整个秦国组织起来,形成了庞大而高效的战争机器,一举扫平六国,完成了大一统的壮举.为了巩固对大帝国的统治,秦始皇沿着法家的道路继续前进,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焚书坑儒统一思想.废弃分封,采取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由皇帝直接委派官吏管理地方,用严刑峻法维护统治的权威.此种制度体系,大大加强了国家的内部组织联系,使得国家的实力空前强大,可以远逐匈奴,可以修建长城、始皇陵等世界奇迹.可是,如此广阔的土地上民俗各异,如何来保证法律的执行而使得统治意志得到贯彻呢?始皇给出的答案就是依靠强力,这是他统一中国的方式,他相信用同样的方式当然可以统治整个大帝国——既然凭借力量可以把不属于我的都变成我的,那么当然可以凭着力量让我的继续还是我的.
　　秦始皇给自己起“始皇”这个称号,还有个意思,就是让他的后代不用为起名字而烦恼了.第几代就是第几世皇帝.创意很好,系列化标准化,符合他的法家思想.可是,他不会想到,如果后人只是遵循他的经验去做,那么不仅他的后代当不了皇帝,其他人也当不长这个皇帝.幅员辽阔的帝国只会是昙花一现,无法支持长久.创建大帝国已经是个超高难度的动作,如何维系大帝国更是史无前例的大课题,除非始皇帝真的得到了长生不老的仙药,否则他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解决的.还必须由后来的历代帝王们去继续摸索总结.
　　以法家思想治国,必须首先将法律传播到民众那里,必须教会民众法律的含义,还必须以暴力做后盾来保证法被贯彻,让不守法者受到制裁.在当时经济、社会状况下,信息传递缓慢,普通民众认知水平低下,人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新的大一统国家疆域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各地情况之复杂根本无法一概而论,当然无法要求人民知法、懂法、守法.从技术层面上说,当时社会发展水平还不具备用法来管理如此大国家的条件.此外,和平来临时,人民是不愿再忍受战争年代的困苦生活的.失去了进攻的目标,也就失去了物欲的刺激,国家的进取心涣散了.秦的高压式统治,很快伴随着秦始皇的逝去而轰然倒塌了.六国的贵族们趁着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重新恢复了他们的国家.西楚霸王项羽拥有扫平天下的武力,却只是安于做他的“楚霸王”.短暂的统一并没有深入人心.这么辽阔的国土是否可以被一个大一统国家管理好,人们存在疑问.历史如果照这样继续下去,那么中华大地就是另一个欧洲.你叫赵国,我叫楚地,他叫秦land……
　　好在做皇帝这个工作实在是太诱惑人了,很快就有人来继承始皇未尽的事业.刘邦建立了汉朝,他马上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管理好这个庞大的国家.他比秦始皇幸运,因为有秦的经验教训做参考.汉初大部分继承了秦的国家体系,但做了一些醒目的改变.另一种思路,在酝酿中.
　　新的国家统治者已经意识到“可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汉初主要采用黄老思想让民众修养生息,对大臣比较宽容.刘邦也改变了对儒家的蔑视,不再向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了,开始享受儒生们给他安排的帝王仪仗.郡县制度和分封制度并存,是激烈斗争后的结果.单纯分封,有周朝的前车之鉴.单纯郡县制度,当时的中央政府又很难管理.在天下初定,叛乱不断的情势下,奠出了郡县制度和分封制度共存的办法.分封刘姓藩王夹杂在郡县之中,帮助中央管理全国.毕竟大家都是很近的亲戚嘛,都要维护刘家的天下,还不至于马上就翻脸.
　　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分封制度的固有弊端开始显露出来了.共同的老祖宗一“崩”,各地的藩王们就不老实了.同是老刘家的孩子,凭什么那么大的土地都被你皇帝一个人占了?你有多大胃口多大能耐,消化得了吗?不如大家分了吧.还是那个问题,当时的经济、社会、技术条件,国家中枢很难有效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地方上发生的事情,你中央朝廷能知道吗?多久能知道?知道了怎么管?
　　这时,中华文化的另一脉渊源就开始发挥作用了.那就是“德”的力量.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史记?礼书第一》）意思是说,光凭人的力气,怎么可能管理得好万物和众人呢?还是要靠“德”啊.司马迁进一步说： “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以“德”服人的成功案例向前至少可以追溯到舜帝时代,“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用的是同一个“德”字.依靠自身的“德”,领袖可以获得民心.将“德”推广开去,就能“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
　　具有如此大威力的“德”,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道德?品德?不妨如此定义：“德”是大家公认的优秀精神品质,本质是克制自己、维护他人或群体,亦即“共同之善”.人们内心都有对于美好精神品质的尊重、向往,都心存“善”念.顺应人内心的这种善念,以“德”去教化众人,那么即使山川阻隔,人们还是可以凝聚在一起,自发地去维护好的秩序,弘扬善,惩治恶.人民要安居乐业,需要有稳定的秩序,需要有国家的庇佑,愿意去拥护他们所认同的国家秩序.如果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对善恶、秩序有一致的观念,那么庞大的国家就有了维系在一起的内在力.于是,倡导“人性本善”,推崇“亲亲”、“尊尊”等秩序的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的选择.
　　终于,在经历了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推上了国家正统政治思想的位置.另一方面,“推恩令”的颁布极大削弱了分封制.至此,中国已经奠定了长期维系大一统国家格局的坚实基础.司马迁的《史记》,也正是写于汉武帝时期.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个体生产者的差别是很小的.数量优势是决定性的.大一统国家所凝聚起来的数量优势很明显,汉朝空前强大,击败了北部强悍的游牧民族,把影响力扩展到了西域诸国.建立在“德”之上的汉文化特质形成,天然具有独特的感召力,让远方的人们心悦诚服.人民生活安定,经济文化技术大发展.汉在版图上给后代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更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中国就应该是大一统的,这是所有中国人的福祉.
　　延续了数百年后,汉朝失去活力,最终崩溃.中国陷入了长期的混战状态.短命的晋朝没有学习前人管理泱泱大国的方法,而是分封皇亲贵族,于是八王之乱祸起萧墙.少数民族乘机大量进入中原,五胡乱华.国家再次趋向统一的时候,汉的经验成为了仿效的对象.而仿效者,反而是鲜卑族建立的国家北魏.当时,游牧民族占据了中原农耕地区,根本不知道如何治理如此庞大的国家.于是迅速败亡,被新来的民族所取代.朝代走马灯似的变换,五胡十六国,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当北魏的拓跋氏鲜卑占据中原,决心在这里站稳脚跟时,他们选择了学习汉的经验,分配土地,发展农业,祭祀孔子.最终干脆选择了把自己彻底汉化,皇帝改姓汉姓,禁止穿鲜卑服装和说鲜卑语言.
　　当隋唐在北魏的遗产上次第建立起来时,大一统国家的组织形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之前的民族大融合,汉族不是一个遗传学意义上的民族了.凡是接受了“汉朝”文化的,通通成为了汉族.其实汉族也从来就不是一个遗传意义上的民族.汉文化形成的过程决定了其极强的包容力,否则也不会覆盖如此广阔的国土,起到维系大一统国家的作用.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座高峰.以儒学治国,以佛教修身,允许信仰自主的多元格局,对各族人士都一视同仁加以任用.唐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开放心态的朝代,敞开胸怀与各个民族交流,也最大地扩散了中国文化.不仅仅如此,唐代更是进一步发展了大一统国家的组织体系,解决了汉末以来暴露出的关键问题,使得国家维系越加紧密.这就是确立科举取士制度.
　　大一统国家,除了要对抗辽阔的空间之外,还要不断对抗另一个顽敌：时间.新的国家在建立之初,管理（统治）阶层因为经历了诸多考验和洗礼,往往由精英组成.这些精英阶层,总是本能地希望他们的后代能在社会中保持同样优越的地位.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家族定为贵族乃至皇族,高高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国家的每个人出生时,他（她）的社会阶层乃至从事的职业就已经确定了,要做的只是尽其本分而已.但是,精英的后代未必是精英.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也由于生物学上的遗传回归规律,封闭的贵族阶层其素质一般都是随时间而不断退化的.这就意味着国家的管理阶层通常是在不断变弱的,没有解决好后来者的问题.一旦无法抵御内外各种力量的冲击,国家就崩溃了.所以,国家的管理阶层需要补充新鲜血液,才可以保持国家的竞争力.汉代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采取了地方举荐孝廉为官的制度,进行这种更新.但这个制度显然缺乏客观性,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被把持,于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人们把这些把持了国家管理阶层的家族称作门阀士族.他们与西方的世袭贵族是不同的,并没有由国家正式赋予世袭地位,而是利用规则或者习惯在实际操作中垄断了国家管理权.按照当下最时髦的说法,他们就是“既得利益者”.至于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的世袭贵族,恐怕与当年陈胜的那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很大的关系.陈胜的后继者——汉王朝的创立者刘邦是草根出身,斩了白蛇就可以成为天子.（难道这就是中国草根文化的源头?）言归正传,大一统的中国遇到了下一个问题：怎样保证国家管理阶层的质量?
　　国家管理阶层质量下降的代价是惨痛的.如果没法从内部选拔出高质量的管理者,外来的新鲜血液就会取而代之.而外来者要学会管理这个庞大国家,免不了痛苦的磨合,对于社会任何一个阶层来说,都不是好事.经历了汉代崩溃后的几百年混乱,隋唐重新建立大一统国家格局,当然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着很深刻的认识.他们找到了新的解决方式——科举取士制度.
　　科举制度代表了当时最积极的一些因素,是已经拥有数量优势的中华文明在提升质量方面——主要是管理者质量——的一次巨大进步.用考试制度去选拔人才,客观性强,基层有才能的人得到了进入国家管理阶层的机会,他们就不再会成为国家秩序的挑战者,而成为国家秩序的维护者,国家管理层也得到了稳定的高质量人才来源.唐太宗看到士子们踊跃参加科举考试时,发出了“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感慨,志得意满之情,溢于言表.科举制度又强化了国家的指导思想.科举考什么,渴望出人头地的人们就学什么,通过科举进入国家管理阶层的精英就认同什么.国家凝聚力,怎么能不大大加强?动员整个帝国人力物力的效率也极大提高.
　　隋唐时代的科举制度,代表了一种对内开放的心态.敞开胸怀与其他不同文化交流,代表了对外开放的自信.两者为中华文明带来了质量上的大幅提升和无穷活力,无论经济、文化、技术,中华文明于唐代再登上了一个高峰,领先当时的世界.
　　至此,我们可以基本回答“为什么中国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领先”.因为中华文明善于“求同”,能够更大程度上克服时间、空间的障碍,凝聚更多的人.“大同世界”,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理想.
　　求同首先体现在思想上.德,也就是“共同之善”,成为个人、家庭、宗族、国家、天下维系的最关键纽带.“德”在制度上,体现为“礼”,并进化出了“科举取士”.在保证思想统一、保持国家凝聚力的前提下,通过阶层间的流动来保证管理层质量.
　　求同又体现在组织模式上.传统中国人大多是按照彼此之间的共同点来结成社会关系的,比如,同乡、同宗、同学、同事、同年（指科举同一年及第）、同志.这样一套体系,依然在今日中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请对比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劳动力配置,可以大大帮助我们解答下一个问题.
　　求同还体现在文字上.不同于其他大多数民族的拼音文字,汉字是表意的文字.中国有多少种方言,在今日恐怕都没人数的清楚.在南方的很多地方,直到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现在,两个挨着的县,各自的方言对方都听不懂.如果汉字在产生之初是拼音的,那么汉字绝不可能如此大范围的被使用,因为当时各地的语言差距更大.那样的汉字也许就像拉丁文,衍生出了欧洲各民族的文字,但自身却早就边缘化了.汉字的特点,决定了汉字可跨越时间和空间,承载一个文明几千年的发展.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历史上亦用汉字传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