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的名将李陵在投降匈奴之后的命运如何?

汉武帝时期的名将李陵在投降匈奴之后的命运如何?

李陵在匈奴呆了二十五年,和他太太跖跋氏生养了几个儿女,余则基本无所事事,惟苟且其百死之身而已.中间曾被单于指派当说客去劝降老朋友苏武,两人见了几面,喝了点酒,大概相互还赠送了几首诗（但今存于《昭明文选》和《艺文类聚》中之别诗,疑为后人伪托）.苏武当然没有被说动,但两个人仍保持着很深的友谊,以致于后来苏武还朝,还颇为他讲了几句话.后元二年（前八七年）,汉武帝死,八岁的汉昭帝继位,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石单】和左将军上官桀三公辅政.霍光与上官桀和李陵曾是好朋友,对他和他的遭遇也很了解；因此,虽痛惜于李陵之降,却颇同情其不幸,明其苦衷.因此曾派任立政等前往匈奴试图请回李陵.李陵心已早如死灰,故国如梦而亲人不再,破家亡亲身败名裂之人,待死而已,复归何益?因此只有以“丈夫不能再辱”婉拒了.其实这应是托辞.如果李陵真是心无故国,尽全力效忠于匈奴,则浚稽山下的商丘成,恐怕就没那么容易全身而退了.
元平元年（前七四年）,李陵病死于匈奴蛮荒之地,实践了其“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的诺言.
关于李陵的评价,在其生前即颇存争议,却并无人能多言,因为他的案例是被汉武帝钦定而且是被族灭的.唯一替他说话的司马迁,也受了腐刑,那还是被特殊宽宥了的；这样谁还敢为他说话?汉武晚年虽也有所悔悟,却也终未付诸行动.对李陵的相对客观的评价,还有待汉武去世之后.这才有了前述的任立政出使匈奴一事.但对李陵评价之争议,却远非就此而止,而是绵延千年而不绝.尤其每到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就会被一些人翻出来,重新贬谪或者同情一番.其目的则大都不过是借古人之行迹,浇心头之块垒,各抒各的怀抱罢了.
后世对李陵非议者有之,同情者亦有之.后者不再赘述；非议李陵比较著名的,是明末的船山先生王夫之.他在其巨著《读通鉴论》中,对李陵曾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甚至连带为其辩护的司马迁,也一起痛贬了一番.船山先生是我十分景仰之人.不过这里,我将尽力本乎事实对船山先生之论作些跨越时间的评析和反驳.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三十：“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关羽之复归于昭烈,幸也；假令白马之战,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雠之匹夫,而又奚辞焉?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其背道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司马迁为李陵案而横遭腐刑,不得不长期忍受一个生者所能经受之最大的耻辱,是故“肠一日而九回”,埋头修史以尽其先父之嘱托；若于评论中有所偏发,以抒解胸中之郁结,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司马迁之秉守史家求真之原则,在阐述事实时,尽最大能力考证梳辨、去伪存真,也是为世所公认的.即以他所叙述之李陵事迹为例,班固出于维护汉室需要出发,而“讥其不忠”；然而他所修撰之汉书中关于李陵部分,也大多承袭司马迁所列举之事实,二者鲜有差异.即宋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本乎此.这就足以说明,司马迁对李陵经历之描述,基本是本乎事实的,而决非“挟私以成史”.即以其之评论中说“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虽有为李陵文饰之嫌,却也基本本乎事实,并谈不上怎么过分.因此,船山先生以为“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