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为什么要确立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为什么要确立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温家宝总理指出,“橄榄型”社会是我们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的终极目标,而所谓“橄榄型”社会,是指“两头小,中间大”的椭圆球形社会财富分配格局.这一社会财富分配模型所表明的是,极富极穷的“两极”在社会财富分布阶层结构中只占很小的比重,而中间阶层相当庞大.从全球视阈来看,世界上许多的现代化发达国家都是这种结构,当然也正是这种结构铸就了许多国家今日的发达和社会稳定.因为庞大的中产阶级具有对社会贫富分化有着较强的调节功能,对社会利益冲突有着较强的缓冲功能.与“橄榄型”社会相对的是“哑铃型”社会,假如一个国家处在“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状态之中,那么贫富分化所导致的阶级对立肯定会加剧“为富不仁”和“杀富济贫”并存、推进式的、永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于国于民都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那么,从我国的现实出发,如何才能塑造一个理想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呢?部分学者认为,只有通过社会政治改革,改写不合理的社会规则,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给民众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实现各个阶层之间的良性社会流动才是构建“橄榄型”社会的根本.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李宝元教授认为,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关键不在市场而在官场,从长期战略和治本策略来看,要尽快破除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各种限制市场自由的身份歧视制度,旗帜鲜明、大刀阔斧地进行反行政性垄断和各种腐败行为,从而在长期战略方向正确、短期应对策略有效的情况下,通过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实行个人高额累进所得税、开征遗产税等再分配手段,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认为,解决当前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问题需要落实到两点上：一是大幅度地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从而使之有钱花；二是大幅度地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从而使之敢于把增加的收入花出去.而要做到这两件大事,最根本的就是要深化改革,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坚冰,解决分配制度问题,还富于民,建立起公共财政制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研究员认为,鉴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建议成立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改革领导小组,由国务院领导挂帅,有关部委参加,统筹规划收入分配改革问题.要研究拟定收入分配整体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指导思想、原则,明确调整经济结构以促进调整分配关系、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以促进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措施和步骤,制定一系列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措施.
　　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目前的现实是中产阶级成长环境极为恶劣,房奴、车奴、孩奴……光鲜的外表下是中产阶级夹缝中求生的真实境遇.在“每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的荒谬现实中,中国的所谓中产阶层始终匍匐前行,又何谈去充当社会的“稳定器”.建构“橄榄型”社会,实现中产阶级的增量,仅仅靠收入制度改革本身是不够的,必须增强社会的流动性,加速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特别是保持底层社会向上跃升途径的畅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孙萌博士认为,要使社会结构中的中产阶层膨胀起来,仅仅依靠底层的奋斗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现实的.更为紧迫的是改变当前的“权贵资本化”和“资本官僚化”倾向：国企无论盈亏都实行高管高薪,而一线职工却没有渠道表达自己的声音；社会资源集中于政府和国企,而进入这些部门的人事渠道相当狭隘,几乎已经沦为当前权贵和“资本家”的“关系网”交易产品.一个真正的“橄榄型”社会不仅需要一个相对庞大的中间阶层,更需要一个各阶层之间活跃的交通渠道.北京学者宋桂芳认为,从西方的历史经验来看,“橄榄型”社会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收入的分布模型,更涉及社会流动问题,而社会流动则要求政府必须做好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相应的配套设施工作.政府只有下定决心,在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领域进行彻底地改革,才能真正培育出自己的“橄榄”,改变“倒丁字型”结构,继续为底层群众的上行道路寻找突破口,中产阶层才不至于长期“蜗居”在底层的某个角落,“大部分老百姓”的日子才会更殷实起来.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博弈中,广大群众在收入分配方案上应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另有部分学者认为,解决中国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现象必须和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模式的转变联系在一起,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运行中根本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认为,除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外,要解决国民的贫富差距问题,更要思考造成贫富差距更深层和更具有主导性的原因.需要讨论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究竟实行什么样的发展战略、经济体制和政府政策,才能最有效地控制住收入分配差距拉得过大,甚至有效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王小广研究员认为,国民收入分配的改革必须要有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即经济增长更加重视消费、自主创新和就业.国民收入分配的改革如果想真正推行开来,一方面,就必须在完善税制、垄断行业、实现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和分享上取得一些突破.另一方面就必须改变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投资驱动的模式不变,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就很难改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教授认为,收入的核心是收入的结构.当前国民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外收入差距过大,而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着眼于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整个收入分配的结构中,提升居民的收入分配比重,降低政府和企业的相对比重,在还富于民的同时,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收入公平分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