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时刻怎么样

立宪时刻怎么样

……不囿于既有的宪法文本,也不单纯从现成的规范主义出发,而从现代政治的发生学来解读和审视中华民国之宪法,力求在众多或明或暗的历史资料中,挖掘那个活的民国之宪法,洞开现代中国的政治之源.在当今的语境下,我们要和平地致力于国家建设,就必须回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源头,去发现第一共和国的“立宪时刻”,发现这个非常时期的真实“宪法”以及宪法精神.从政治宪法学的更为高远的视角来审视《临时约法》与《逊位诏书》所分别代表的两种立宪建国逻辑之间的的张力,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切地理解中华民国的制宪史,理解中华民国作为第一个人民共和国的“立宪时刻”所蕴含的渊深的宪法内涵,理解我们今天的制宪建国事业,不过是中华民国在肇始之际尚未完成的伟大事业的继续.从中华人民的国家构建来说,《逊位诏书》是对革命党人的革命立宪和清王朝改革派的改良立宪的双重继承和超越,即既继承和超越了革命党狭义排满的种族革命的立宪建国,也继承和超越了体制内顽固守旧于君主专权的君主立宪,而是将它们同归于一个立宪国体,即“共和立宪国体”,这样一来,整个中华数十年来贯穿于体制内外相互对决的不同立宪建国（改制）运动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并最终以和平方式安顿在一个最高的“共和立宪国体”之中.我认为中华民国之构建,是两种具有现代性的革命之折冲、协商和妥协的结果,它们都超越了汤武革命的传统革命含义,而具有现代共和立宪与民主制宪的正当性理据,从历史大尺度的视角来看,对于这两种革命,采取任何一种厚此薄彼的革命史观都是片面的,现代革命的实质不在于要多么彻底,而在于是否付诸于宪法,宪法出场,革命退场,这才是一个现代国家之构建的核心原则.本书的全部分析,其宗旨就是要指出《清帝逊位诏书》所包含的真正的保守主义的宪法精神,将其视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以“革命的反革命”契约折冲或消弭了革命激进主义的片面性,由此,《清帝逊位诏书》与《临时约法》共同构成了一组具有宪法性价值的法律文件,从而奠定了中华民国初元之际的立国之根基.任何帝制复辟都是违约的倒退,是对中华民国的背叛,而且也是对逊位君主的背叛.但文化、文明以及煌煌千年中华之灿烂典章礼仪、道德文学等等,却完全可以为中华民国富有生命地传承,甚至还可以主动而有意识地凝聚于中华人民对逊位王室的光荣尊崇之中.实际上,逊位诏书中的清帝和王室优待条件,已经明确规定了上述内容,并且具有着宪法性的意义.但是,两次复辟却将这个原本在共和国之政治基础上的具有着伟大前景的传统文化事业彻底毁掉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悲哀.……最后,当军阀冯玉祥用刀枪把逊位清帝赶出故宫之时,这件标志性的武力行为不但严重违背了逊位诏书的宪法性法律,而且也斩断了中华民国与传统帝制之间曾经通过逊位诏书所发生的契约性联系,斩断了两个政治体之间的最后脐带,把这个王室所可能维系的传统文明之尊仪和光荣一起彻底消灭了.历史不堪回首,对于上述三次涉及逊位诏书的重大事件（张勋复辟、驱逐清帝离开故宫和日本人建立满洲国）,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对与错予以应对,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关乎一个现代的中华民国之人事与天命问题.本文试图从逊位诏书中发现和挖掘中华民国肇始之际的制宪建国之精神,并且揭示蕴含其中的由两种力量所熔铸的“革命之反革命”的宪法精神,无非是为了对我们今天的政治有所警示.这里涉及中国三千年古今之大布局中的一个不期而然的宪制塑造问题,或许可以说,这里本来隐含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由于诸多原因,这个百年未有之机遇擦肩而过,不再复返.清帝逊位诏书之拟制的准虚君共和制设置,本来对于一个政治成熟的现代共和国来说,是完全可以大做文章,把其蕴含的文明传承和古典精神与现代人民主权以及宪制架构巧妙地融汇于一炉,开出中华民国之古今传承之新法统的.然而,这个机会被后来者历史性地错过了.由此,彻底打倒了旧制度,全面祛除了旧法统,现代中国如何接续传统,现代政治如何凝聚人心,现代法制如何被人尊崇,人民如何能够不腐化堕落,国家如何能够被人民信奉,这一切就都将成为现代政治的攸关问题,直到目前尚未彻底解决.在南北和议、《清帝逊位诏书》颁布之前,清帝国之疆域大有分崩离析的解体之势.正是在此存亡危机之关头,清王室能够果敢地接受辛亥革命之事实,屈辱而光荣地退位,将一个偌大的帝国疆域连同他们对于清王室的忠诚、臣服,和平转让于中华民国,从而为现代中国的构建,为这个未来中国的领土疆域之完整和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份诏书宣示的那些原则,蕴含着非常深远而重大的宪法内涵,尤其是其中隐含着的有关革命、中华、人民、立宪、共和等关涉一个现代共和国之生死的基本理念,可以说是对于晚近以来狭隘的革命建国的政治路线与衰颓的君主立宪的政治路线的一种新形式的整合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