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不上朝的原因是什么

万历皇帝不上朝的原因是什么

关于万历皇帝对阎崇年之流谬论的彻底驳斥 明亡于万历的说法由来已久,满清修的明史中就说“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后人也多将之奉为圭臬,不断引用,可见深入人心的程度. 在各种关于明朝历史的论述中,都把万历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无是处的皇帝.除了在张居正当政的十年之外,以后的万历时期,就乏善可陈.在一些人眼里万历就是一个败家子,就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然而万历果真有他们描绘的这般不堪么? 2、万历怠政问题 首先是说万历怠政,凡是攻击万历的言论中,对这一点都是必然提及的.提起万历怠政,都摆出一副怒其不争的嘴脸大加指责,对所谓怠政的后果更是大肆渲染,仿佛最后明朝灭亡大半就是万历怠政导致的. 但有些事情,不是仅凭想当然就能评定的.我们还是需要仔细分析一下,才能得出符合事实真相的结论.按阎崇年的说法,万历怠政的表现有所谓的六不做,什么六不做呢?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 这六项当中除了,不见、不批以外,其他四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大批判特批判,实在是小题大做. 神宗不从事这些活动,并非是什么怠惰偷懒,而是有客观的身体原因.比如万历十八年,神宗会见申时行,面对大臣们对他的批评漫骂,耐心解释说：“朕病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立不便”[申时行《诏对录》晚明史p632] 后来“王家屏、王锡爵辅政时期,情况仍旧不见好转,神宗仍是‘面目发肿,行步艰难’” 明代的一些文人以及过去一些历史学家总是想当然污蔑万历说他这是故意为自己偷懒找借口,或者认为就算万历真的是生病,那也不过是酒色过度所致!不过考古发现给了这些自以为是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在详细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发掘万历陵墓前后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第十四章《打开皇帝的棺椁》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越演越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 另外从万历的尸骨看,他的腰部也有严重疾病,因此行动不便,请人代劳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象阎崇年这样的,不顾事实真相,抓住这点,对万历拼命丑化攻击,并借此来抬高衬托满清皇帝的英明伟大,也可谓无耻之尤了.阎崇年说“祭祀天地是皇帝的头等大事.清朝康熙皇帝祭天时,走着到天坛,还要斋戒,以示虔诚.万历皇帝年纪轻轻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况对待臣民呢?”.真是条出色的历史棍子手,一打一抬,一贬一捧的技术运用的相当娴熟,只可惜历史真相并非这类人物所能一手掩盖的!康熙祭祀天地或许很虔诚,他屠杀起无辜平民来同样很虔诚,在他统治下丧心病狂地实行了二十多年的沿海迁界,至少屠杀了沿海几百万的无辜平民,平定三藩之乱,又几乎把四川百姓全部屠杀干净,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知县曹鼎新曾经不打自招的供认康熙统治下满清的兽行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真是继承了他的祖宗辽东大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四川大屠杀的光荣传统!所以象康熙这类东西的虔诚还是少一点的好,他越虔诚,屠杀起百姓来就越心安理得! 那么阎崇年攻击万历的“不见”,“不批”又是怎么回事呢?关于“不见”,万历后期,接近大臣的次数确实比前期减少许多,但这一点主要也还是因为万历腿部腰部有疾病行动不便导致的结果,更何况明代处理政事,主要是通过奏疏批阅往来进行,会见大臣对处理政事有作用,但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奏疏往来的意见,因为经过深思熟虑,往往更有价值一些,当面接见,即兴而谈决定的意见,往往带有太多草率的成分,反而靠不住.崇祯时期倒是经常接见大臣,接见袁崇焕,袁崇焕贸然就说五年能够平辽,结果反而让自己处于一个尴尬境地,为后来他滥杀毛文龙埋下祸端.再如温体仁和钱谦益在崇祯面前当廷诘对,结果反而是温体仁把东林党人驳斥质问的体无完肤.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见大臣就很好,但至少说明,这个所谓“不见”远没有某些人渲染夸张的那样有什么举足轻重的意义. 最后说到不批,则完全是阎崇年等人对万历信口开河的污蔑!确实,万历并非批复所有的上疏,而是有所选择的,尤其是在后期,凡是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他都会给予批复,至于那些留中不发的上疏,大多本就没有给予回复的必要,即使批复了也不过是徒然引起不必要的争吵漫骂,空耗精力而已.即便是认为万历“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p79]的黄仁宇也不得不承认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 至于樊树志在晚明史中更是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的很清楚.”[p633] 另外从明史和明神宗实录的记载来看,即便到了万历四十年以后,在某些人嘴巴中怠政的高峰时期,神宗对于应该批复的奏疏以及应该挽留的官员都是毫不含糊的加以批复和挽留的,比如《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三》中关于赵焕的传记中提到万历四十年以后的情形 “然是时朋党已成,中朝议论角立.焕素有清望,骤起田间,于朝臣本无所左右,顾雅不善东林.诸攻东林者乘间入之.所举措往往不协清议,先后为御史李若星、给事中孙振基所劾.帝皆优诏慰留之.……” “ 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时熙、魏云中于外.三人尝力攻汤宾尹、熊廷弼者,又不移咨都察院,于是御史汤兆京守故事争,且诋焕.焕屡疏讦辩,杜门不出,诏慰起之.” “兆京以争不得,投劾径归.其同官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及户部郎中贺烺交章劾焕擅权,请还振基等于言路.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焕请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阙前,出城待命.帝犹遣谕留.” 上面的摘录中,“帝皆优诏慰留之”,“诏慰起之”,“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帝犹遣谕留”等记载随处可见,和某些人把万历丑化成什么都撒手不管的皇帝,只“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显然是不相容的,可以说又给这些人一记耳光. 即便到了万历临死前的几年,身体状况已经严重恶化的时候,他依然尽力批复奏疏,比如当时言官弹劾首辅方从哲的时候,万历还下谕安慰告诉他不必对言官弹劾太在意“方今国家多艰,须卿鸿猷匡济,共图化理,岂可以浮言坚欲求去”.而当“方从哲称病在家”,导致内阁无人办事,神宗还派人到方府宣谕“辅臣方从哲速出视事”,当方从哲希望皇帝出面到文华殿召开会议的时候,神宗由于身体确实无法支撑（这个时候离他逝世已经不远了）,他特地“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因疾病缠身,无法出席文华殿会议,希望大臣谅解”[那个阎崇年对此事的记载是“大学士方从哲上疏,希望皇帝能够出御文华殿,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御敌方略.结果这个请求依旧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这个阎崇年大概已经撒谎成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