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儒内法,剂之以道的治国理念是怎样形成的?

外儒内法,剂之以道的治国理念是怎样形成的?

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政治的趋势不外乎“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儒家强调道德感化；法家主张严刑峻法；道家则以顺乎自然,“无为而治”.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休养生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后,不能再实行严刑酷法,而以儒家路线为宜.“外儒内法,剂之以道”是古代封建帝王治理国家最理想、最成功的理念.\x0d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x0d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x0d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x0d德治,是把道德教化作为主要的治国手段,追求社会道德的协调,利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来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德治将道德与政治紧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得许多道德规范同时又成为政治信条,这就在客观上将道德置于上位,成为维系社会稳定、实行有效统治的工具.\x0d德治思想是儒家经世思想的核心,源于自夏至周逐步形成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礼治思想,也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家之精义,尤其是管仲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德治”思想.《大学》中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出发点,又是它的主要内容.儒家学派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x0d应该说,德法兼用的思想是久已有之的,即便是先秦时期的儒家与法家当中,也有人提出德与刑不可偏废.孔子就有“宽以济严,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说法.孟子也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荀子主张德法并施,提出了“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刑,国家既治四海平”.\x0d德法兼用的思想在先秦时期并没有得到实现,特别是秦国的吞并六国,使法家思想一时独步天下.直到汉代总结秦朝灭亡教训之后,德治才逐步为统治者所重视,并形成了儒法相融、“德主刑辅”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模式.而仁政正是儒家学派的代表性观点,在此基础上,汉初的统治者重新研究儒家的思想,包括德治思想,从而探索儒法融合的道路.\x0d德法兼用、德主刑辅的统治模式的形成是经过了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之久,有其内在必然性,其中的核心——德治思想,即强调教化,强调人民道德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