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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前后,我、徐庆元、江柯和杨文新等人,分别在辽宁、贵州、海南等地走上了职业分析笔迹的道路.那时候,我们都深信笔迹学将很快形成学习热潮,很快就会在全社会普及.
为什么这样判断,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正因为深信不疑,所以我们都抛弃了原来的工作,义无返顾地走上了笔迹学这条路.
1994年10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召开了“中国首届笔迹学研讨会”,专家们对于短期内普及笔迹学仍然抱有很热切的希望,信心很大.
我们这样判断的理由,一是笔迹学的科学性不容质疑；二是笔迹学作为可以洞察人心的现代科学,它的使用价值十分巨大,实用,有效,既经济又可靠.
有这两条理由,还不够么?
然而,时至今日,尽管笔迹学在理论上、分析技术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在全社会普及笔迹学的前景却并不比过去更明朗、更清晰.
去年秋天,我曾经在“笔迹分析”网站上宣称：如果让我在中央电视台上宣讲笔迹学,半年内我就可以培养出上千万名笔迹学专家.
当然,我知道这是不大可能实现的条件.
上述两条理由不能保证笔迹学顺利发展普及,是因为还缺乏一条更重要的理由,就是被政府认为这是它所需要的.
笔迹学不仅没有得到社会的扶持而日益普及壮大,相反,社会对它的卡堵却似乎越来越严.以前出版书籍还算顺利,后来就不行了.2003年我写完了《韩进笔迹学》之后,原本打算在2004年春天就出版.最初被中国档案出版社审稿后退稿时,我还满不在乎,觉得中国出版社有500多家,总有胆大些的敢出.没想到送内蒙古新闻出版局审查时三个月没结果,似乎这部书稿给他们出了天大的难题.此后我联系过近二十家出版社,哪家也不肯出,于是我才明白,原来人家所有的出版社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笔迹学被卡堵的另一个表现是内容上被限制得越来越多.我已经出过三部笔迹学专著,过去出版社审查,着重在审查科学性上,如今科学性没有疑问了,审查的重点却跑到政治内容上去了,不许分析以前的国家领导人和重要人物,不许从笔迹中分析人的领导能力,不许从笔迹中分析与腐败有关的个性品质内容……
于是,我的书稿至今“待字闺中”.
笔迹学被卡堵,因为它不是那种有利无害的科学技术,而是一柄双刃剑.这就使社会对它心存疑惧,不敢放行.认识到这一点,我才相信,笔迹学不会在中国普及；至少也需要一万年之后才能普及.
有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晓得了美国的科学研究制度的一些皮毛.于是,我想,如果我生在美国,经过这十几年的奋斗努力,我有把握让笔迹学在全美国普及,不仅在美国,而且甚至在全世界都可能普及!
我曾经生活在内蒙古,所以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曾经扼杀过一名数学家,名叫陆家曦.考察历史,就可以明白,中国一向是个扼杀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的社会,而今天,又验证了它也是个扼杀笔迹学家的社会!
中国社会唯一不扼杀的,大概是拍马屁专家.我国的拍马屁专家,有希望永远、始终代表世界最高水平.
我知道,我最好是改行做拍马屁专家；有分析笔迹的优势,我一定能成为最优秀的拍马屁专家.
可是,谁的马屁让我拍呢?找这么个主儿还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