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说的转注字是哪一类别?举例?

六书说的转注字是哪一类别?举例?

转注,　　许慎《说文解字·叙》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由于除“考”和“老”二字外,《说文解字》在释九千多字中没有用文字指出哪些是转注字,许慎定义又过于简略,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因此从古到今对转注的不同解释非常多,争论了一千多年,至今却无定论.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指出：“在今天要想确定许慎或创立六书者的原意,恐怕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把转注问题看作文字学史上已经过时的一个问题,完全没有必要再去为它花费精力.”我们很赞同这个意见.不过,作为文字学史的问题,了解和总结一下古今学者的研究,也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前人研究转注的方法不外乎下述两种:一是从“考”和“老”两个例字的关系入手,一是完全抛开许慎的定义和例字自己另创新说.　　“考”和 “老”两字,在形、音、义诸方面都能发生关联,有形近、同部、迭韵、同义、互训、“老”是部首而“考”是属文、“考”从“老”省等众多关系.前人研究转注,有的注重两字字形的关联,据以解释转注,例如：唐代裴务齐（《切韵序》）、宋元间戴侗（《六书故》）、元代周伯琦（《六书正讹》）以转变字形方向为转注,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通释》）以与形旁可以互训的形声字为转注,清代江声（《六书说》）以《说文解字》中同部之字皆从部首得意为转注,清代郑珍、郑同知父子（《六书浅说》）以假借字上加注形旁滋生出分化字为转注,清代饶炯（《文字存真》）以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形旁或声旁造成繁体或分化字为转注,清代曾国藩（《与朱太学孔扬论转注书》）以形符被省去一部分笔画的形声字为转注.有的注重两字字义的关联,据以释解转注,例如：清代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同义之字展转相互训释、或数字同训成一义为转注,戚学标（《说文补考》）、罗汝怀（《六书转注说》）以《说文解字》著“同意”二字者为转注.有的注重两字的字义和字音的关联,据以释解转注,例如：近代章炳麟（《转注假借说》）以由同一语源孳乳出来的彼此音相转而义相通的字为转注.有的综合两字形、音、义三方面的关系,来解释转注,例如：现代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以部首相同、读音相同或相近、意义相同可以互相注释的一对字为转注.根据“考”和“老”两字之间的一种或数种关系来立说,而不把转注的定义和例字与《说文解字》全书举例原则、编排和说解体例以及内容的全局结合起来研究,犹如盲人摸象,虽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语言文字现象,但难以认定据以立说的两字关系与许慎所谓的转注有关,是许慎举例时要注重说明的,故种种解说都难令人认同符合许慎的原意.在介绍指事时,我们已经论及许慎为六书举例确定的原则,知道每书要举两字为例,一字一例,其形义关系要合乎定义.这只要看看其他五书的例字就再明白不过了.许慎举例不可能到转注就另搞一套,既离谱又使人费解,那么,从“考”和“老”两字的关系入手来研究转注,把两字当一例来处理,显然从一开始就犯了方法上的错误,用错误的方法研究得出的结论,其正确性就可想而知了.　　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江永（《与戴震书》）以文字的本义展转引申成他义为转注,朱氏改许慎定义和例字为“转注者,体不改造,引义相受,令长是也.”宋代张有（《复古编》）、明代杨慎（《转注古音略》）以文字转音表示他义为转注.由于完全抛开许慎的定义和例字,自己另创新说,故不用说只是旧瓶装新酒,借转注旧名立一己之私,跟许慎等古人所谓的转注已毫无关联了.　　我们认为对转注的研究,必须改革那种传统的盲人摸象式的方法,从《说文解字》全书的实际出发,象研究其他五书那样从例字的字形与字义的关系入手,把字义、例字与全书举例原则、编排说解体例以及内容紧密结合起来,才可能接近或获得许慎的原意.　　推求许慎转注定义“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的原意,我们认为：其中的“建”和“首”应与《说文解字·叙》“其建首也”中“建”和“首”意思相同,是“设置”和“部首”的意思.“类”应与会意定义中“比类合谊”的“类”同训,指字类,即两个以上的字.“建类一首”犹言“建数字为一部首”,意思是把两个以上的字放在一起设置为一个部首,即以合体字作为部首.“同”应训为《说文解字》中所谓的其本义“合会”,“同意”即“合谊”.“同意相受”犹言“会合其字义以授属文”,意思是把放在一起组合成部首的字的字义会合起来,授予以它们组合成的字为部首的字.这样来解说许慎的定义,那么许慎所谓的转注就应是以合体字作为部首的合体字.由于《说文解字》中部首都是形符,即表义的偏旁,因此我们说许慎所谓转注,可能就是指的以合体字作形符的合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