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历史上对于桓温的公正评价

求历史上对于桓温的公正评价
公正的

对于桓温其人,史家见仁见智,议论很不相同.其一,主要从对晋室的忠奸立论,贬斥桓温的个人野心.《晋书》以桓温与王敦二传同列一卷,即属于此.这种见解,历来支配史界,现在的影响已经不大了.其二,主要从民族斗争角度立论,着力褒奖桓温北伐业绩,而不介意其对晋室的态度.持这种见解的学者,现在比较多.其三,认为桓温以北伐为手段,以篡夺为目的,把由于北伐而增进的实力和威望用之于篡夺,所以不会尽心力于北伐,也无意久事中原.这就是说,桓温的政治野心限制了他的北伐活动,使北伐活动得不到广泛的支持.而且,其时北方民族关系混乱,民族兴起的潮流一浪接着一浪而来,新的民族势力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因此,任何北伐战役的成果都无法得到巩固,桓温北伐也是如此.这是形势使然.所以桓温北伐意义颇为有限,战略上说来最多只能起以攻为守的作用,把混乱的民族斗争限制在北方,不使它蔓延到江东来.从战略上说,交战状态中的一方如果完全没有进攻能力,也就难于防守.不过在这种战略作用的发挥方面,在北伐行动的坚决性方面,桓温北伐无法与祖逖北伐相比.这第三种意见,就是我所持的意见.
南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论北伐事,大意谓东晋人物其志未尝不在天下,但当审时度势以行,不能以逞兵为务①.所谓审时度势,在我看来,主要是观察北方民族关系发展的形势.东晋十六国时期以至南北朝时期,在南北相持局面既成以后,在阻碍统一的原因没有消除、促成统一的原因没有出现以前,靠一两次北伐战役以“克服神州”,完成统一,是完全不可能的.应当看到,十六国东晋与南北朝历史的出现,并不只是一次偶然的民族入侵造成的,而主要是汉魏以来北方边境地区民族关系长期发展的结果.这种情况,比一次民族入侵造成的后果要复杂得多.以局面颇为近似的南宋相比较而论,其时宋金民族矛盾也很尖锐,和战问题也很重要.即令如此,评论南宋人物,也需要审时度势,不能仅就和战一端而言.王应麟有言曰：“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②”参考这一见解,评论东晋人物,也不能只看他是否有过北伐的倡议或行动.郗鉴、蔡谟反对过庾氏兄弟北伐,王羲之反对过殷浩北伐,孙绰反对过桓温北伐.他们的反对有苟安和怯懦的一面,但也并非全无道理.王夫之是重民族气节的,他甚至于抨击“蔡谟、孙绰、王羲之恶得不与汪、黄、秦、汤同受名教之诛乎?”①但王夫之评桓温请迁都洛阳一事,亦曰：“然温岂果有迁都之情哉!……温果有经略中原之志,固当自帅大师以镇洛,然后请迁未晚.惴惴然自保荆楚而欲天子渡江以进图天下,夫谁信之!”②至于南北关系、南北战争问题,此处不拟多谈,下章论述淝水之战时将续有分析,可以参看.
应当说明,我并不是完全排斥上面列举的对桓温的其他各种见解,我认为许多意见是各有所得,有些是可以互相补充的.桓温所获北伐战争的战役胜利,毕竟有积极作用.而桓温对晋室态度问题,也并非毫无意义.东晋的稳定在当时必须建立在多数士族支持的基础上,这是江左安危的大局,不能轻易破坏.桓温死后十年发生的淝水之战,其胜败所系就是证明.此时由桓温代替晋室,和数十年后由刘裕代替晋室,其基础、条件、意义和后果毕竟是大不相同的.桓温在最后时刻接受了王、谢等大族的裁决而未妄动,这是桓温的有识处.
纵观桓温一生,我们看到这个据史籍说是不惧遗臭万载的人,行事却相当持重.他始终高唱北伐以保持政治优势,但他自己却在一段颇长的时间内引而不发,不贸然行事.他蓄意消灭对手,但一般并不诉诸战争,而是以北伐丧师失地为罪名,而且几乎都采取欲取先与的手段,一步分作几步走.他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的职位,却不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全局,因而不敢在京城久留.《桓温传》记他死前曾向桓冲分析与王、谢家族的关系说：“初,冲问温以谢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为汝所处分.’温知己存彼不敢异,害之无益于冲,更失时望,所以息谋.”桓温所料,是顾及时望,合乎情理的.桓温处大事谨慎,其所行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与桓玄毕竟大不一样.
亵读司马氏皇权,觊觎皇位而又谨慎行事的桓温,终于不逞其志,抑郁而死.这除了枋头之败望实俱损的原因以外,更在于门阀政治此时还具有约束力量.门阀政治,即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是不允许桓温破坏的.回顾历史,当年王敦面临的局势就是这样.王敦一下建康,以清君侧为名,标榜维护受到刘隗、刁协威胁的门阀政治格局,得到大多数士族的同情,因而势如破竹.王敦再下建康,改变了初衷,要求以王代马,破坏门阀政治,因而遭到大多数士族的反对.桓氏权力的积累,虽已超过当年的琅邪王氏,但仍慑于门阀政治格局而趑趄不前,不敢断然措置.桓温何尝不想独吞天下,但他却又不敢彰明较著地破坏共天下的局面,怕因此引起其它门阀士族合而攻之.看来,王敦作为前车之鉴,在桓温身上起了作用,而门阀政治直到此时还存在生机.